概述
女子教育于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初现萌芽。在此之前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广大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目不识丁者十占八九。少数上层社会女子虽有读书机会，但也只限于在家庭中学习《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之类，接受封建传统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西学东渐，外国教会开始在上海兴办女学校。这些学校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同时也促使上海妇女有机会较早地接受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清末，维新派、革命派人士如梁启超、秋瑾等在上海发表文章，痛陈女子无文化之害，以及女子教育对于争取女权和强国强民的重要性，禁锢女子教育的观念开始受到冲击，上海的女子教育事业逐步发展。
然而，发展的进程缓慢而曲折。国人在上海办女学的活动，虽开始于清政府明令允准之前，却滞后于外国教会的女学，而且还在兴办过程中受到种种限制，如小学和中学男女生不能同校；女子的培养目标与男子有别，其修业年限和课程内容也少于男子；高等教育的权利女子根本无权享受。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积极振兴教育，对女子教育十分重视，舆论宣传，政府奖励，不遗余力，并亲临多所学校发表演讲，鼓励推广女子教育。五四运动以后，大学开放女禁，中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大大改变了男女在受教育权利上的不平等地位。但由于多种社会原因，教育在女子中的实际普及程度仍远远低于男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利不仅在宪法上被确认，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上海女子教育的普及以及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都是历史上空前的。据统计，全市中小学女生人数1996年为885904人，比1958年增加了31.6％；普通高等学校女生人数1996年为55917人，比1949年增加了11.8倍。
19世纪中、下叶，外国教会在其所办医院开设妇产科并创办妇孺医院，妇女卫生事业随之在上海初现端倪。新法接生约于清光绪年间被引入上海。民国以后，国人办的妇产科医院、妇婴保健院和综合性医院中的妇产科纷纷开设，新法接生和妇女病防治获得进一步推广。但限于当时条件，加以多数医院收费昂贵，旧产婆接生仍占很大比重，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许多妇女病也不能得到有效防治。对于工厂企业中孕、产期女工的劳动保护，民国时期已制定有关法规，但因企业主不重视，实际上多数未予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大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同时，在50年代就开始建立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妇幼保健网，以后不断完善。新法接生在建国初期被列为妇幼保健工作的重点，60年代初得到基本普及。随着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法规的贯彻实施，在禁止工矿企业安排女工从事过重、危险劳动的同时，对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工厂女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和更年期的卫生保健和劳动保护措施，以及工厂、农村劳动妇女中发病率较高的多种妇女病的防治措施，也在50～60年代逐步落实。80年代后，除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外，原来危害较大的几种妇女病发病率都已大大下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维新派人士在沪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刊《女学报》，作为提倡女学、争取女权、反映妇女呼声的舆论工具。自此，各种妇女报刊大量涌现，而以期刊为主要形式，有的名虽曰报，实亦是刊。20年代后，许多新闻报纸也开辟了妇女副刊。从内容看，这些报刊早期多与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相呼应，为男女平权而呐喊；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后，又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批驳封建复古主义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理论，动员妇女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上海先后出版的妇女报刊达183种。其中以政治性报刊为主，此外还有一些由宗教团体主办和以生活情趣为主要内容的妇女报刊。建国以后，妇女报刊先后出版十余种，以配合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向全市妇女进行宣传教育、交流妇女工作经验、提高妇女自身素质修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任务。
妇女图书在上海的出版工作起步也较早。清光绪末年即有梁启超、金天翮等介绍西方妇女状况以及探讨妇女问题的著译问世。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妇女类图书中，有关妇女问题、妇女运动和妇女史的著作占60％以上。当时的出版单位，除一些综合性出版社外，30年代有复旦大学教授姚名达及其夫人黄心勉创办的女子书店，在经营售书业务的同时，编辑出版《女子文库》、《女子月刊》等妇女书刊，颇具特色。建国以后，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图书出版工作又有新的发展，有关卫生保健、服饰美容的著作跃居重要地位，在妇女类图书中所占比例超过40％，而建国前仅15％左右，反映了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妇女文化需求的变化。
广播电视发展较晚，妇女节目在这种新兴传播媒体中的推出也滞后于妇女报刊、图书的出版工作。民国时期的无线广播，除抗日战争前夕和
初期有妇女参与和面向妇女的救亡宣传外，有关妇女的节目内容大多偏重家庭育儿以及其他生活性、知识性主题。电视开播于1958年。50～60年代的广播电视中有关妇女的节目也以进行政治宣传教育为主；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家庭新风、婚姻指导、素质修养、保健美容等内容占较大比重。
第一章女子教育
第一节女子普通教育
一、女子学校
1.外国机构办的女子学校(1850～1931年创办)
上海开当广大女子尚被禁锢于家庭、与学校教育无缘之时，外国教会，包括美国基督教的圣公会、公理会、长老会、卫理公会以及法国天主教的拯亡会等，即结合传教活动，纷纷在上海开办女学。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了上海最早的女子学校裨文女塾以后，又有颇具影响的清心女中、圣玛利亚女校和中西女中等教会女学校的创办。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止，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女子中小学约计18所，其中大部分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
在教会学校里，学生必须读《圣经》、做礼拜，外语被列为主课。许多学校在向中国政府立案前，其所用课本，甚至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课本也都用外文编写。有的学校规定宗教课不及格者开除出校；有的学校里不许升中国国旗，而只能升创办人所属国的国旗；甚至规定学生将来毕业后，只准嫁给基督教徒。立案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由于收费昂贵，教会女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上层社会的富裕家庭。
外国教会兴办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在妇女中传播宗教信仰和培养接受西方文明的淑女，但同时也给妇女创造了开始接触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开了女子教育的先声。
学校选介：
裨文女子中学初名裨文女塾，后改名裨文女校。清道光三十年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文治夫人格兰德女士创办。校址西林后路。民国32～34年一度迁址赫德路(今常德路)改名福莘女塾。主要招收教会及社会上层人士子女，建校时仅有学生20名。学制中学4年，高小3年，初小4年，另设幼稚园。英文、宗教为主修课目。学生均须读经听道，惟信教与否仍凭自由。学生与家属亲戚的来往信件均须经校长审阅。民国15年在市教育局立案后，定名裨文女子中小学，学生迅速增加。民国20年起王佩贞任校长。倪桂珍(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母亲)曾就读裨文女校。妇产科专家郑怀美、华裔美国影星卢燕也是该校毕业生。自民国31年起，该校即有师生先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51年改名为沪南女中，1953年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改名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1969年改为上海市第九中学，男女生兼收。
清心女子中学初名清心女塾。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的夫人玛丽·范约翰(MaryFarnham)将其位于南门陆家浜住宅的一部分辟为校舍，创立女校，并自任校长。两年后,得西商捐赠，始建校舍，女校正式成立。课程除国文、算术、唱歌以及圣经课外，还注重家政。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心女校举行第一届毕业仪式，为我国女子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之嚆矢。这届毕业生领文凭者有鲍翠凤等三人，后皆蜚声教育界。民国16年该校成立校董会，开始由中国人任校长，第一、二任校长先后为张石麟和张蓉珍。此后课程和编制完全依照当时政府规定，但宗教活动仍照常进行。同时，该校校舍也依靠各方捐款而得到进一步扩充。抗战胜利后，成为沪上著名学校之一。五四、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该校都有学生参加，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发起和组织单位之一。毕业学生中较知名的有寄生虫专家叶嘉馥、纺织科学家冯之榴、作曲家瞿希贤、歌唱家高芝兰，以及曾长期担任宋美龄秘书的张蔼珍等。国外有清心女中同学会的组织。校友中有曾任美国里根总统家庭教师的宋能燕、美国幼儿专家钱希成、美国化学博士章珍馨以及曾在民国时期任驻奥地利大使的金葆宜等。1953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上海市第八女子中学，1969年改名为上海市第八中学，男女生兼收。
徐汇女子中学清同治六年(1867年)，法国天主教拯亡会创办经言女学，主要培养修女。光绪二十四年改名崇德女子学校，学制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民国23年改名徐汇女子中学。1953年由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上海市第四女子中学。1968年改名上海市第四中学。男女生兼收。
圣玛利亚女校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清光绪七年。前身为创办于清咸丰元年的文纪女塾。校址梵皇渡路，民国12年后迁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一度迁入圣约翰大学校园的斐蔚堂。首任校长中国人黄素娥。
该校教学重在使学生获得新的智能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社交能力。设英文、中文和音乐三部，偏重英文。纪律颇严，学生早晚均须行祈祷礼；请假外出，必须由家属或保证人报告校长；往来信件，校长有检查之权。提倡健身运动，注重养成学生集体生活的习惯。在抗日战争期间，该校有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有一批学生奔赴抗日前线。已故著名教育家俞庆棠曾就读于该校，并担任学生会主席，是五四运动中上海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1952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与中西女子中学合并，命名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中西女子中学由美国卫理公会驻沪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于清光绪十八年。林氏先在清光绪七年试办中西书院，专门吸收高等华人的子弟入学，受到这些人士的欢迎，因而又决定创办这所女子学校。校址初在汉口路，民国6年迁忆定盘路(今江苏路)迄今。第一任校长美国人海淑德。民国18年聘请卫理公会牧师的女儿杨锡珍为第一任中国人校长，民国25年起由薛正任校长。该校推行美国式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提倡积中发外，智圆行方和LIVE、LOVE、GROW精神，灌输西方文明。在课程设置上，重视英文和数理化基础知识教育，并强化宗教课以及美国式的家事训练和礼仪教育；选修课三门：音乐、表演和舞蹈。民国19年在中国政府立案后，初中除英文课外，其他一律采用中文课本；高中则数理课和世界史仍用英文课本。上海解放前，该校毕业生赴美国留学的较多，一些富家子弟以能娶中西女中毕业的西方式淑女做妻子为荣。20世纪40年代的爱国民主运动，对该校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解放前夕，该校有一批同学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护校和迎接解放的斗争。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曾就读于该校。其他较知名的校友有《中国日报》副总编郑德芳(郑培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量，全国人大常委、工商联副主席郭秀珍，美国俄勒岗州参议员、州财政会会员邓雅凤等。校友遍布各地，在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都建立了同学会。1952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与圣玛利亚女中合并，命名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晏摩氏女子中学前身为清光绪二十三年由美国南浸会柏乐缇和吉慧丽于老北门浸会堂创办的桂秀女学，后因晏摩太等的资助，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兴建校舍而易本名。原由外籍人任校长，民国17年后校长由国人凌永泉、应美瑛、李好善等相继担任。上海解放前夕，有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参加护校和迎接解放的斗争。1952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与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合并，改名北郊中学，男女生兼收。
工部局女子中学民国20年秋，由当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的陈鹤琴创办，并聘请杨聂灵瑜为首任校长。按英国模式办学，校风谨严。校址初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学生120人；民国24年迁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