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疆土主要包括今天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当年的赵国，国强兵盛，其军力为东方六国之首，抵抗秦近百余年，而互有胜负。期间能臣、健将、义士、名儒辈出。
秦国东征，最强硬的敌人是赵国。先败给赵奢，后败给李牧。在败给赵奢的十几年后，为争夺上党，两国再次开战。最后，赵军被困在长平的峡谷中。一个多月后，粮尽力穷，只好投降。这四十万降卒，秦将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只留下二百四十名年龄幼小的，遣回赵国以宣示秦威。
邯郸武灵丛台。（阎建华/东方IC）
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邯郸城，虏赵王迁，赵国灭亡，一个东方的雄国从此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赵国是一个什么国？我们想通过一次行走，解答这个答案。
是的，一个公元前403年成立的小国，无论从疆土，人口，实力上来看都不是最强大的，有什么资本来赢得我们的敬意？
一个被多个强国多次包围、凌辱的小国，北有林胡、匈奴、东胡、楼烦，东有强齐，南有魏国，西有虎狼之国秦国，附近还有小国中山国，经常不得不向秦、魏等割地求和，并不断被林胡、楼烦骚扰掠夺。面对险境，赵国如何能维持近两百年？它有没有危机意识？如何应对一切，包括来自自己内部的问题，如何化险为夷？
历史是今天的镜子，我们希望通过历史之镜能照出今天的自己。说到底，我们去邯郸，是去赵国，也是为我们今天寻找答案。在邯郸留下的赵国遗迹不多，历史烟云已把一切都吹散、遗落，即使那是一个多么辉煌的过去。但有些东西还遗存下来，除了赵王宫遗址、丛台、还有那些凝结成故事的成语。
那些成语是有关于邯郸的，有关于赵国的。邯郸学步、黄粱一梦、胡服骑射、毛遂自荐、一言九鼎、负荆请罪、完璧归赵、围魏救赵、纸上谈兵……每个成语都仿佛是一种隐喻，透露出一个城，一个国的变迁、性情、风采、悲壮、勇敢、苍凉。
固执的城
最早给邯郸这城市下注脚的人是张晏。他在《汉书》里说，“邯郸山，在东城下，单，尽也，城廓从邑，故加邑云。”意思是在邯郸东城下有座山，名叫邯山，单，是山脉的尽头，邯山至此而尽，因此得名“邯单”；因为城廓从邑，故单旁加邑而为“邯郸”。
张晏是三国时人，确凿的“邯郸”可以追溯得更早。1965年，在山西侯马出土了大量以璧或璋为材质的盟书，里面透露了春秋末期晋国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内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政治斗争，拉开了作为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而盟书上多次出现“邯郸”二字，也就是说，邯郸城的名称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确定，邯郸二字作为地名，近三千年沿袭不变直到今天。
这是一个固执的城市，坚守自己，因自己而骄傲。而它有骄傲的资本——它曾创造了一度辉煌的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在汉代前后，就已成为全国五大商都之一，成就了一代名将名相；铸就了一种独特的中原文化之魂。
春秋时期的邯郸还默默无闻。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即位后，迁都邯郸。
据沈长云等专家在《赵国史稿》的考证，邯郸作为都城的选择原因则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为了适应赵国战略方针转变的需要。赵简子、赵襄子时期，赵氏面临的主要敌人是晋国内部的公室以及可能成为潜在敌手的其他新贵族，赵氏发展的目标主要是夺取公室及其他贵族领地，换言之，赵氏的战略方针主要是通过同晋国内部新贵族的斗争扩大自己的疆域。韩、赵、魏三家分晋后，标志着晋国内部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宣告结束，也标志着赵国正式加入了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形势的改变，要求赵国必须制订一个以参与兼并战争，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方针。但要实施这一方针，就需要选择一个靠近中原，便于发展，拥有一定经济物质基础和优越地理位置的城市作为都城，因此迁都耿、中牟，最后定都邯郸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邯郸具备成为都城的物质基础。因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部，周围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这使得赵国初年的邯郸已经可以提供各种手工业和农业产品，提供各种商业服务，具备了作为赵国政治中心的经济物质基础。
再次，邯郸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邯郸又处于太行山八陉之一的滏口陉东连南北大道的交汇点。这里背靠太行山，南临漳河水，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发达。且靠近中原，邻接齐、魏，是“四战之地”，更是赵国积极进取中原，争衡天下，威胁齐魏的理想出发地和后勤供应基地。
以上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赵氏家族正是看到了邯郸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在赵简子时就确立了由山西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向东发展，占领邯郸一带的富庶地区，再向北发展，兼并代国。直到赵敬侯定都邯郸，最终实现了这一战略的重大决择。
至此，邯郸成为赵国的首都，这个城市也完成了它从田园牧歌到黄钟大吕的嬗变，并历一百五十八年。汉末，一个名叫刘劭的邯郸人，慎终追远，写下了名燥一时的《赵都赋》。此赋读来可谓热情洋溢，大气磅礴，令人荡气回肠。“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衢交错，三门旁开，层楼疏阁，连栋结阶。峙华爵以表甍，若翔凤之将飞。正殿俨其造天，朱棂赫以舒光。盘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飞梁。”考察遗迹，这些文字描绘，并非是骚客的假想虚辞。
邯郸为赵都共而它也是至今保存最完整和最完好的战国时代古城址，其王城，也就是宫城的主体轮廓，至今清晰可辨。
赵王城遗址在邯郸城北，王城由东、西、北三个方城组成，平面呈不规则的‘品’字形，彼此相连，成为一体。三个高出地面的高土台形成一条南北中轴线，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都城建筑的基本格局。西城南端的龙台是王城主体建筑，底部南北长296米，东西长264米，高18米。高台上的建筑已然荡然无存，但那王权的威严气势依然能从这仅存的高台隐隐感觉到。
而如今的赵王城，走进它，既无卫兵把守，也不用买旅游门票，它成了一片长得不咋样的庄稼地。茂盛的庄稼，疯长的杂草，遍布的荆棘，是赵王城遗址的主要景色。
不改革则国亡
邯郸人对赵武灵王不能忘情。今天的邯郸城的西部有一条绵延数里的赵文化带。丛台是赵武灵王检阅军队和飨宴的高台，而今天邯郸火车站熙攘的站前广场上，立着一尊塑像，上有铭文曰：“胡服骑射”，那也是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之所以被后世尊为一代雄主，多半源自于他在位实行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
在赵武灵王以前，为了图强，各国纷纷进行改革，魏国有李悝改革，楚国有吴起改革，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厉行法政，齐国、燕国也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努力。这些改革，使各国强盛一时，尤其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列国中最强盛的国家。
改革则国兴，不改革则国亡，改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此起彼伏的诸侯改革，成为赵武灵王改革的时代背景。而且，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各国间的兼并战争也愈演愈烈，赵国面临的周边环境也日趋恶劣。尤其是赵国处在四战之地，四面为敌，几乎年年为战，虽然赵氏实力雄厚，可仍处于绝境之中。
置之死地而后生。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赵武灵王提出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方案。这改革，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改革，更是思想上的变革和开放，是“以胡夷为师，”“胡服骑射”。
中国的改革，要改革，必然损失既得利益者，改革往往也要偿付很大的代价。秦国对待商鞅，是被车裂而死。吴起的下场和商鞅差不多，他在楚国进行改革，结果却在楚悼王死后，被贵族乱箭射死。再后来，像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几乎每个改革者都碰到不幸的遭遇。就像鲁迅所说，在本国挪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
果然，赵武灵王一提改革，即遭群臣反对，有人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材用之所聚也，贤王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又说什么“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
没有人比赵武灵王看的更长远。而抗拒变革，人人会做。那时候各国已形成了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观念至今还流淌在国人的血脉中。
面对阻力，赵武灵王一一劝说，争取支持。在赵武灵王有理有据的说服下，赵国贵族接受了武灵王胡服骑射变法的和主张，来自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阻力基本消除。
改革顺利推进下去。之前华夏传统服装为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征战，武灵王下令本国军士百姓改穿胡人式的紧袖短衣长裤，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同时改制兵器，又推广养马、护革、兽医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由此大幅度提升了骑兵的战力，实现了军事力量的飞跃，赵国得以称雄于列国。
到了西汉，刘向的《战国策》中苏秦谈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战国时期，秦国为西面最强大者，而赵武灵王竟怀有“吞秦之志”，史书记：“赵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抑强秦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秦所畏害天下者莫如赵”。维新变法的主角梁启超更赞誉赵武灵王是黄帝之后中国第一伟人，认为假如赵武灵王活得长久些，战国一统之业，不在秦而在赵。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来的学者普遍认为，正是因为赵武灵王的示范作用，各国也纷纷效法，冲淡了当时盛行的华优夷劣观，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为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赵武灵王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他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化妆成一名侍从潜入秦国刺探军情。只可叹赵武灵王最后为自己的儿子饿死在沙丘，着实让人唏嘘。
赵武灵王死后，掌权后的赵惠文王任用廉颇、蔺相如、赵奢等文臣武将，赵国朝廷中一时人才积聚，赵惠文王凭借这些人才，使赵国延续了武灵王时期的强盛。
在赵武灵王和惠文王时期，邯郸的繁荣达到了鼎盛，疆土达到最大。赵王城内，文臣武将，济济一堂；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国家安定繁荣，邯郸百家争鸣、百花争艳。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的大国。
悲凉的数次品尝
公元前261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战争僵持到第二年，赵国军粮耗尽，请粟于齐，而齐不给。赵将赵括与秦交战，赵军大败，四十万军队被杀于长平。
前257年，邯郸保卫战打响，虽然此战以赵国获胜，但耗尽了赵国的国库粮仓，赵国元气大伤，邯郸城空财尽，国运急转直下。“窃符救赵”虽解邯郸一时之围，而再也无力阻挡“横扫六合”的百万秦军。终于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邯郸城，虏赵王迁，赵国灭亡。
曾以“东施效颦”“邯邯学步”成语典故讥讽于他人的邯郸，同样被自我出产的“纸上谈兵”，着着实实涮了一把，毁了一国。
在先秦史专家沈长云看来，赵国衰亡有很重要的经济原因，便是赵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结构失调。一方面是赵国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与赵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相对应，赵国的手工业、商业却呈现相对繁荣之势。重商主义是邯郸城的一大特点。郭纵、卓氏在邯郸“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货殖成家。吕不韦居邯郸“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大发横财，最后做成了贩卖秦国国王的大生意。
“在商业、手工业比较丰厚的利润驱使下，赵国国内有很多人不再热心农业生产，他们设智巧，仰机利而食，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力投入到手工业、商业中去。赵民侈糜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赵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偏差，为赵国的最后灭亡埋下了祸根。农业在古代社会是具有决定性地位。虽然赵国所产粮食‘粟支数年’，仍不能满足战国时期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沈长云说。
